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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工具论”
汪南松
中学语文教学现状不如人意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原因在哪里？有人说：咎由“工具论”——学科定性出了偏差，教学行为怎能不离谱，后果怎能不严重？有人认为，“工具论”是前辈大师长期探索的成果，中语教学质量不高是没找到相应的方式方法。个人认为，这些说法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完全尊重事实，都
失之简单、片面，不利于探索中语教学改革的新路和真正解决中语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工具论”的开创性和进步性。是它在艰难中最先向封建伦理观和随意性挑战，结束了中语学科定性依附社会政治斗争的历史，确定了中学语文学科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在一定历史时期里起了解放思想、除弊纠偏的积极作用。现年不低于50岁左右的中语教学同仁大概都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岁月。看到“工具论”以简明的文字写在修订的中语教学大纲导语的开头，人们如释重负，一心一意钻研教材、教法，开展教改试验。共同目标是变填鸭式为启发式，变呆板枯燥被动的学习为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一时流派纷呈，中语教坛生机勃勃。于漪、钱梦龙、巍书生等当代名师，正是这一时期中语教改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典型。
其次，我们也不应讳言“工具论”在理论上的疏阔和在实践中的消极影响。我们肯定“工具论”的开创性和进步性，是尊重历史。相对于封建伦常观和极“左”的政治化，“工具论”使中语学科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骂绊，无疑开辟了自己的教学之路。然而历史总是不断地进行着无情的筛选。当极“左”的思想、路线受到清除，社会秩序呼唤规范，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形势，中语教学需要充分发挥自己固有功能的时候，“工具论”逐渐显现出了理论的苍白和实践的无奈。有识之士开始发现作为“工具论”理论基石的“语言是工具”虽属经典判断，但这一判断借助于比喻形式，而比喻总是“跛腿”的模糊的，其内涵需要人们正确理解。语言这种因交往而产生、因意义而存在的“工具”，既不同于生产工具，也不同于生活工具，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类思维和表达的工具，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生命活动的一种凭借；何况中语教材主体部分的课文不是语言的静态展示，而是语言运用的产物，除具有静态语言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外，还有着动态语言即言语的鲜明的时空印痕和个体色彩。“工具论”无视中语课文这一本质特点，将中语学科判定为“工具”学科，把“学习、使用语言文字”看做由传授语言文字知识到掌握语言文字操作技能的技术训练过程，显然割裂了语言形式及其人文内容的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辩证关系，怎么能不给中语教学引出麻烦呢？这是真正的“智者见智”，“工具论”用它的解剖刀将一篇篇佳作名文分成条条块块，既剔除了极“左”思想的庸俗社会学的污垢，同时又割弃了语言文字的人文内容即课文生命力的根基，使得中语教学主体活动——阅读、写作由此进入形式主义的怪圈。事实在一定范围内提供了教训，有人呼唤思想道德教育，企图给“工具论”壮肌补血，因为治标而不治本，终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语教学的总体形势。
然而，事物发展时情况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将当前中语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完全归咎于“工具论”，殊不知“工具论”本身也是遭遇不幸的。诚然，本世纪初开始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发展迅速，为世界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显示了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作用，但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除大自然的严厉报复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自身的私欲膨胀、道德衰微、作奸犯科等一系列人文失落的严峻问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党是号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但“绝对论”往往从中作祟，人们忘记了违反辩证法的历史教训。在功利主义诱惑之下，经过文化商贩的推波助谰，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为主旨、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为使命的基础教育领域涌动着“应试教育”思潮：重智育轻德育，重技能轻情意，重认知轻创造，重结果轻过程，重数量轻质量，重客观轻主观，重灌输轻领悟，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人才培养上严重偏离党的教育方针的轨道。正是在这样崇尚科技、追求名利、一切“标准化”、“序列化”、“量化”的大环境里，“工具论”的片面性加速了恶变，中语课堂上几乎没有意义纯正的“听”、“说”环节，而“读”、“写”又多取“考试化”形式，课文本身的人文内容、人文精神、人文价值流失殆尽，学生经常处于大题量、高难度、超常速的“强化训练”之中，疲于被动应付，如同机械、工具只知接受操纵，又怎么能谈得上发挥主体作用，优化知情意诸方面素质从而产生综合效应、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呢？平心而论，现实社会中的“汉语大滑坡”，不能说不是中语教学的责任，但中语教学不能对此负全责，因为影响母语学习的语文课堂虽然是个重要环境，但毕竟只是一个小环境；中语教学偏离学科特性和“育人”之道，造成学生思想意志、道德情操、个性爱好等纷纷失落和语文水平下降，不能说不是“工具论”的责任，但“工具论”也不能对此负专责。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应试教育”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工具论”很可能因自身具有某种真理性因素而接受补充、修正，“迷途知返”，决不至于越变越狭隘，越变越“目中无人”、“不近人情”，越变越“不得要领”，最后跌落到深谷。
探寻新的中语教改之路，是对青少年，对历史，对祖国人民负责，要无私、真诚，要勇敢、切实。我们认为“工具论”不宜用作指导中语教学的基础理论，是因为“工具性”不是中语学科的本质属性，并不是不承认中学语文具有“工具”作用；我们认为“工具论”不能对中语教学现状负专责，是因为“工具论”虽有投合“应试教育”需要的弱点，但发生畸变则是“应试教育”对它进行“野蛮改造”的结果。明乎此，我们就不会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就不会局限在中语教学的圈子里修修补补，就会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精神，站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高度，审视和思考中语教学改革约有关问题，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语教学，能够有效地提高中语教学质量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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