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汪南松老师档案——作品选录（十）

巍巍天柱伴师魂
——乌以风先生的生前身后
汪南松

    1989年2月26日，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我的恩师乌以风先生在他的寓所－－天柱山南麓的谷口草堂病逝。这个时间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但又常常怀疑先生已走了那么久、那么远。不说拨乱反正以后与先生晤谈情景仿佛如昨，就是先生蒙垢受屈之前在课堂上讲课的音容举止也多在耳在目。然而事实无情，先生去世确确实实已十多年了！

    情钟天柱 执着开山

    乌先生一生爱山，游踪遍及祖国各地。写于1960年前后、编入《岳云山馆诗稿》中编《囚隐集》的《名山十八忆》，以及乡邦的泰岱开头，用客籍的天柱收尾，18座名山逐一描摹点评，不仅势态宛然，而且神韵毕现。如《黄山》：
      霹雳乾坤不可思，
      森罗峰树出云霓。
      纵能写尽行篇赋，
      难比黄山一段奇。
      又如《华山》：
      秦岭遥开齐楚分，
      三峰中裂插云门。
      黄河映带星河近，
      始信华山天外尊。
    读到《天柱山》，我们发现乌先生情有独钟：“不薄黄华独爱潜。”这是什么原因呢？“雄奇灵秀一山兼”不能作为全部答案。据乌先生《关于安徽天柱山的历史兴衰的简要说明》，1933年先生车过潜山，“远望西北山岭奇峻雄伟，插入云表，甚觉可爱”1937年10月先生偕友人入山，带刀辟路，来到天柱峰下，“看到天柱峰真是天下奇观，海内少有”，并“由山中药农协助登上天柱绝顶，一览江淮宇宙大观”，“因叹这样的好山， 任其荒废，未免可惜”。可见先生对天柱山的“独爱”已不属于一般的观赏趣味，而是出于使命感。自隋文帝杨坚封衡废霍（指天柱山）以后，千古名山千年冷落。他想，历史发展到今天，天柱山再不能这样寂寞下去了。
    乌先生深恶空谈。他“决意修山，并想替它写一部山志，以广宣扬”。从这时起，他先后数百次入山考察，访今问古，为岩穴峰谷正名定位，多次带头捐资并向社会各界募款，主持修建了天柱山房、望岳亭、岳云山馆、七人洞，以及从良药坪到拜岳台的2000多级台阶，沿途搭石凳、盖凉棚，整修和增加了几处小型宾馆，使得游人有路可以进山，有住处可以歇息。
乌先生的《天柱山志》先后写了两稿。第一稿从1937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56年写成，因遇上“反右”，刻印未果，后于1968年被扫入火堆；第二稿历时8年于1978年写成，几经周折，6年后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32万字的专著凝聚着乌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心血汗水，“不仅填补了我国山志中的一个空白，同时也镌刻下了这位执着的‘开山者’的足迹。”
    随着改革开发政策的实施，1982年天柱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冷落千年的名山终又开始兴盛，乌先生开山事迹，理所当然地成为省内外媒体报道述评的焦点之一，以及市县内外人们日常言谈的热门话题。来天柱山游览观光的中外游客多以能亲见先生的风采、得先生一言一字为荣幸。有人读了《天柱山志》，来信说：“无天柱不见先生之高，无先生不显天柱之美。”一位知名作家在省报著文赞誉“乌以风精神”就是“天柱精神”然而不少人因此以为乌先生的业绩仅是开发天柱山一项，则失之片面；作为人文学者、教育家，他毕生著书立说、施教育人，其殚精竭虑、高山景行，同样是可敬可佩足为师范的。

    办学兴教 殚精竭诚

    乌以风先生祖籍山东聊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浙江省图书馆编纂、浙江一中教导主任、安徽省立宣城中学和安庆一中校长、重庆大学副教授等职。1942年先生独自跋涉8000余里，穿过日军封锁线，回到他于1937年建造、位于马祖庵后的天柱山房小隐。人们传说先生作了和尚，其实他从未皈依。这时，国民政府陆军一七六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在野人寨落成，筹建委员会倡建景忠（取“景仰忠烈”之意）私立初级中学，公认乌先生是主持建校办学的校务主任的最合适人选，只是乌先生名望太高，恐怕不愿出山屈就。然而疑虑全系多余。建校兴教如鼙鼓之召唤勇士。为了“培植烈士遗族及地方优秀青年”，造福天柱山地区父老兄弟及其子孙后代，乌先生不计名位高低，毅然应聘下山，以校务主任身份，挑起草创“景忠”重担，开始艰难的行程。
    古语云：“为政之本，莫若得人。”在“景忠”建校和发展史上，乌先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43年9月10日“景忠”正式开学到1949年5月与私立光华初中合并，前后6年，“景忠”由初中发展到完中，师生员工及校舍、教具净增2～5倍；办学经费由依靠募集到通过经管田地山林等校产，基本自给自足；理化仪器、药品从无到有，藏书达2万余册并有部分善本（如亥本《古今图书集成》等）。那是怎样艰难又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
    经费严重匮乏，尤其是头一两年。学校开门不到一个月，账本上就一文不剩。学生缴纳的学杂费高于公办学校，教职员工薪水微薄且不能按时兑现，人心浮动。在这或存或亡的关键时刻，乌先生精心清理陵墓筹建委移交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开源节流，廉洁垂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终于让新生的“景忠”渡过了经济难关。
    1944年9月，“景忠”招收两班新生，发展计划在稳步实施；10月，安徽省教育厅突然发来公文，以“景忠”未经批准擅自开学为由勒令立即停办。时任校长的乌以风先生赶赴立煌（抗战时安徽省府所在地，今金寨县），向教育厅长汪少伦当面陈辞申辩。汪少伦赏识他的才华，将他留任省教育厅主任秘书，主持日常厅务，必要时代行厅长职权。时有祝贺的、艳羡的，也有嫉妒的、中伤的，其实都想错了。1945年5月，汪少伦因公赴渝，“景忠”再次呈请省教育厅立案，乌先生乘机代行批准，随即借口探亲，请假回到潜山，几天后电告辞职。潜山县长漆某受汪少伦委托多次登门劝驾。乌先生不改初衷，毅然撇下省教育厅第二把交椅，回到不过数百人的私立初中，继续他的艰难的行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一次发动了内战，潜山一带很快成为“拉锯”地区。不到两年，县内几所兴办有年的公办中学和私立中学，先后在停课或搬迁中解体。“景忠”也曾东迁安庆大南门江西会馆赁屋上课。1948
年乌先生将生命置之度外，先后3次回野人寨察看校园校产，勉励留守人员尽职尽责。安庆解放前夕，城内米珠薪桂，“景忠”数百人日食维艰；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多次打开南门胁迫“景忠”师生渡江。乌先生不顾危险，四出借贷，团结师生顶住压力，终于迎来了解放，兑现了他“一切要向天柱山乡亲父老有个交代”的誓言。

    忘我忘老 痴心不改

    解放初的两年，乌先生虽年届半百，但精神焕发。他担任“景忠”与光华初中合并后的景华中学校长，白天与协助他工作的县文教学员一道走村串户，动员学生入学，筹措钱粮；晚上回到学校还组织教师学习党政文件和革命理论，让思想适应新的形势。他注意建立正常的学校工作秩序，科学安排教学、生产和社会活动；重视艺术教育，常主持书画讲座，当众演示，泼墨挥毫；有时利用节假日将学生带入天柱山游赏，实地指导学生赋诗作画。1951年5月乌先生由中共潜山县委举荐到安庆师范（后改为安庆师范学院）任教。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乌先生不仅“在其位谋其政”，就是不在其位了，甚至被错划“右派”，以“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罪名逮捕入狱，剥夺一切参与的权利，他也对自己认定的事业痴心不改。1969年11月下旬，乌先生邢满遣返，面对校园的一片狼藉，止不住老泪纵横。他忘记了头上的“帽子”，也无暇顾及会遭抢白、受羞辱和挨批斗，碰上为卖得几角钱而砸玻璃、撬锁键、偷书刊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是生人还是熟人，他总是上前劝阻。有一天，他碰上一个中年人从校园里扛出一扇赭红大窗子，劝阻无效，只好掏出老伴让他买烟的2元钱（相当于6天的工分值，可买大众化的玉猫牌香烟一条半）买下这扇窗子，再请个帮手把它送到学校储藏室。
    平反后，乌先生回到安庆师范学院担任公共课教研主任，先后被推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和安徽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他一面从事教学、科研的计划组织工作，一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思考农村中学如何拨乱反正，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他常抽出时间来到坐落在“景忠”原址、时为安庆地区（今安庆市）重点中学的潜山野寨中学调研，通过介绍实习教师、引导观摩教学等方式，给野寨中学传播教改信息，让地处偏僻的乡村中学经常保持同外界社会的联系。
乌先生对中国古代人文哲学有深刻研究，师事一代宗师马一浮近30年，深得马学真谛且有发展，主张“本末兼赅”、“体用并举”。他特别关注野寨中学校风建设，曾多次从行政管理、师生行为规范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认为人格教育、审美教育必须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而且要讲究实效。1984年深秋，乌先生虽已是84岁高龄，仍坚持在露天场地用两个小时向野寨中学近千名学生简要、系统地介绍了天柱山的历史、地理知识，鲜明生动地描述了天柱山的雄奇灵秀的风光，旁及五岳及黄、庐、峨嵋、武夷、雁荡等天下名山，使学生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又形象的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天柱长在 师魂永存

    古谚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乌先生办学兴教的功绩虽然曾被他开山的盛誉所掩盖，但两方面的事迹毕竟同时存在同样存在。如果确如人们所言，乌先生是以“天柱精神”开发天柱山的，那么，从他手创“景忠”以来，为了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功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那坚定、执着，那忘我忘老、无私无畏，近50年如一日，难道不是“天柱精神”的又一具体表现吗？开山兴皖，兴教育人，是乌先生的两大心愿，是他生命之诗的姊妹篇。1988年5月11日，中顾委常委黄镇同志在视察安庆时，驱车百公里，专程登门看望慕名而未谋面的乌以风先生，并合影留念，反映了党对这位优秀的老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乌先生生病期间，安庆师院和中共潜山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到病床前问候，并关照医护人员根据需要不惜代价全力疗治。1989年2月26日，乌以风先生病逝噩耗传出后，从省、市、县府到乡、村、集镇，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有关学术团体，从高等院校到中小学、幼儿园，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个人名义，唁电、唁函、挽联、挽幛、花圈、花篮，一批又一批地传送过来。前来瞻仰乌先生遗容的各方面人士数以千计。遗体火化那天，尽管天气阴冷、细雨绵绵，仍是万人空巷，送葬的人流绵延几华里，迎祭的香案一处又一处。野寨中学师生员工胸别白花、臂缠黒纱，肃立在校门前的公路两旁静候灵轿通过，给这位敬爱的老校长送行。遵从他的遗愿，人们将他的遗体抬到三祖寺坐缸火化，再将骨灰送至茶庄墓地安葬，让乌先生从躯体到灵魂，永息在天柱山的怀抱。
    十多年过去了，亲承謦欬的日子没有重来，也永远不会重来。然而，“人固有一死”，只是结果不同：有人死了，生命即宣告结束；有人死了，生命却以新的形式延伸。乌先生显然属于后者。先生半生坎坷，岁月多磨，但现存遗著仍斐然可观，仅成篇成集的诗文就不下300万字。除畅销海内外、可与名山共存的《天柱山志》外，还有多部多篇堪称力作。《北楼诗抄》、《岳云山馆诗稿》共收以近体为主的五七言诗近千首，意趣卓拔，诗艺精纯，在流传中享有盛誉。由画坛大师刘海粟题写书名的45万字的3卷本《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构筑宏伟，考辨翔实，部分章节在安庆师院学报刊出后即被《新华月报》转载。《性习论》为先生毕生读书治学心得的结集，共100篇约100万字，贯通中西哲学，涉及三教九流及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和流派，具有学术研究和作者研究的多重价值。《问学私记》（曾经过马一浮先生亲自审阅修订）、《马一浮先生学赞》、《马湛翁诗词辑》等，以其亲炙心传的特点，为《马一浮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宝贵资料，对宏大丰富的马学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哲人孟德斯鸠曾说：“死者之光荣不在于受时人之赞美，而在于为后人效法。”乌先生的光荣也正是这样。每年9月新学年伊始，野寨中学给数百名新生上的第一课就是校史教育，乌先生在学校创建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业绩都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除冰封雪冻的日子外，一年四季到天柱山观光的游客更是数以十万、百万计，绕行到山腰茶庄乌先生墓前凭吊的保守估计也有一成左右，他们给乌先生在天之灵献上的是花束、心香，而从乌先生那里带走的则是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
    作为乌先生的一个受业弟子，且在先生开创、关注的教育园地上耕耘，有缘长期接近先生，深知先生淡泊名利，“个人不朽”不是他的生前追求，但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他们把乌先生应该享受的身后殊荣一一授予了他。悠悠师魂绕天柱，巍巍天柱伴师魂。乌以风先生生命之诗的哲理内涵，无疑会给人们以多方面的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