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汪南松老师档案——作品选录（八）

焦母“新说”质疑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汪南松

（一）

    焦母为什么要驱遣刘兰芝？在文本提供的答案之外，近些年又流行了几种新的说法：
    （1）为了祖祀香火。仲卿是焦家独苗苗，而兰芝嫁到焦家一直没有开怀。 焦母怕焦家绝后，急于抱孙子，所以要赶走兰芝，好为仲卿另娶。
    （2）为了重振家门。焦家是衰落的大户，刘兰芝出身于平民家庭。焦母一心指望儿子仕宦台阁、光宗耀祖，而宏愿难遂，便迁怒于兰芝，必逐之而后快。
    （3）由于"更年期综合症"。焦母五十上下，正值妇女更年期，患了"更年期综合症"，喜怒无常，所以对兰芝的态度如此恶劣和不合情理。

    （4）由于"恋子情结"。焦父早丧，焦母多年守寡，眼见小两口如胶似漆，生怕辛苦养大的儿子被儿媳占有，她的赶走兰芝是出于女性的嫉恨。
    以上说法，有从全国性教研会上听到，也有从正式出版的论文、论著乃至辞书条目释文中读到的。初一接触，不乏耳目一新之感；转而结合作品实际和教育理念一思考，又觉得牵强附会，似乎有悖于文学实体构成的法则和阅读教学的宗旨。

（二）

    诚然，根据封建伦理教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 离娄上》），男婚女配为的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 昏义》），妇人“七去”里明白列入了“无子去”（《大戴礼记 本命》）。但读遍全诗，焦母驱遣兰芝并没有以此作为礼法依据。本来嘛，兰芝17岁嫁到焦家，与仲卿"共事二三年"，被遣归时才20岁左右，当时又无先进的医疗设备进行身体检测，凭什么就断定这位“三日断五匹”的少妇会终生不育呢？在这方面焦母倒是不乏明智，是我们读者中有人误解了“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几个诗句，由此“浮想联翩”替焦家老太太发急。他们言之凿凿：“始扶床”多大？不过两三岁吧；“如我长”多大？至少十三四了吧--刘兰芝结婚十几年不开怀，不是患了不育症、还不让老太太忧心如焚吗？其实，“始扶床”并不是课文注释所说的“刚能扶着床走”或有的选本上解作“高仅及床”的意思。据《礼记·內则》“父母舅姑将坐”等句所示的礼规，应该理解为：小姑当时刚能做点侍奉父母生活起居如搬移坐具之类的小事。可见小姑的成长与兰芝在焦家仅为"二三年"的时间并无抵触；果如某些人所认定的是"十几年"，则兰芝被遣时当在30岁左右，在她离开焦家不久，县令和太守即托媒前来为自己的“年始十八九”的“第三郎”和“娇逸未有婚”的“第五郎”说亲，想想民间关于婚配年龄“不怕男大七，就怕女大一”的俗谚，这情况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迁怒"说同样站不住脚。首先，诗中找不到表述或暗示焦母企盼家门重振而以兰芝为障碍的片言只字。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焦刘二家实际上都处于社会下层，焦仲卿在庐江府里只是一个连官阶都没有的"小吏"。作品高潮部分，面对仲卿突如其来的訣别，焦母所言"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不过是情急之中"降用重大词语"，强调"贵贱情何薄"，意在"奉承"、"激励"自己的儿子，恳求他"慎勿为妇死"，而与所谓重振家门的宏愿了无干涉。再者，作品毫不含糊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信息：为了诱引仲卿移情别恋，焦母两次提出"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两次都是盛赞这位"自名秦罗敷"的姑娘的美丽姿容（"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而始终没有涉及她在"门第"方面有什么"优越条件"。这就足以说明：某些读者系念、同情甚至为之不平的刘兰芝的"出身问题"，焦母并未耿耿于怀，老太太的积怨积怒，因由并不在此。最后，还可以以"想象"对"想象"：翻开正史或野史，我们都能读到某些衰落大家依靠女性重振门望的故事，但这类女性大都具有超凡的德才见识，能以自己的宽厚、威仪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焦母果有重振家门的宏愿，她还会那么昧于知人和专横、冷酷，不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执意赶走刘兰芝这位堪称自己治家理财的"好下手"、儿子仲卿进取腾飞的"贤内助"吗？
    "综合症"和"情结"两条据说是中学生"最先发现"。有位专家多次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引来作为学生主体作用不可小视的证明。是的，中学生敏于联想、勇于想象的个性特征，当事教师应该尽力予以表扬和保护；专家诱导转变教育观念、敦促改革教学行为的美意，中语教学同仁也当认真细心领会并将回报付之于行动。但如果以上举两例作为中学生在阅读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的范型，则个人认为：未免欠妥。为什么呢？时髦于现代人口头的"综合症"呀"情结"呀，按说古代人身上也该有，遗憾的是《孔雀东南飞》这首乐府民歌的作者之群出生太早，没有受过弗洛伊德博士"精神分析"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因此也就根本没有想到该从自己周围搜集材料，借创作《孔雀东南飞》之机，为1800年后的人们从事弗洛伊德主义病理学和伦理学研究留下一个实例。于今，我们从作品中读到的焦母只是一个白描式的人物形象，其精神状态、心理流程通过两组对话表现出来，单纯而明晰，全不见有以纷乱纠缠、矛盾不已为特征的畸变--这是笔者大脑皮质粗疏不能感悟入微，还是"现代化标签"就是与之粘贴不上呢？

（三）

    作为《孔雀东南飞》中的一个人物，焦母当然够不上"主人公"级别，但着眼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想、一种势力的存在，这个人物对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形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等，却有着毫不含糊的决定性作用。刘兰芝美丽绝伦、勤劳能干，又会"弹箜篌""诵诗书"，且"行无偏斜"，深得丈夫焦仲卿的尊重和爱恋，发誓要"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然而焦母对她却是"久怀忿"，必遣之而后已。焦母明白告诉苦苦求情的儿子：之所以要驱遣刘兰芝，是因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驱遣刘兰芝的决定之所以不能更改，是因为"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拆散兰芝仲卿美满婚姻、酿成前者"举身赴清池"后者"自挂东南枝"的人间悲剧，表面看是焦母专横、冷酷的性格所致；实质上，至关紧要的根由是在焦母的背后。试想：在当时社会上，没有那个以"孝"为中心的封建礼教的严酷统治，没有那个神圣不可动摇、反映宗法等级关系并且与政体挂钩的封建家长制，以焦母之处境，她敢不敢肆其淫威、能不能逞其所欲？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唯其如此，被害一方的兰芝仲卿夫妇对焦母的不满和抗争，也就超越了家庭成员间恩怨纠纷，反映出当时青年男女对礼教迫害的反抗和对婚姻自由的追求，闪耀着在封建体制下潜滋暗长的民主意识的光辉。千百年来，《孔雀东南飞》之所以传诵不衰，"五四"以后更被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正是因为它的深刻的反礼教、争自由的主题思想是渗透在严谨的情节结构和既正反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人物形象之中，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使它产生出永远导引理念、永远激励情志的美学效应。俗话说："一枝动百枝摇。"原本是顽固代表违反人性人道的封建礼教势力因而可恶可恨的焦母，如"新说"解释，则她的驱遣兰芝或为情理之常（如前两说），其行可谅；或为身心失衡（如后两说），其情可悯。这样一来，与之对立的刘兰芝、焦仲卿二人的形象将怎样定性定位？《孔雀东南飞》还称得上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结构浑成的"乐府双璧"之一吗？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数不清的读者的灵魂为之震颤，岂不莫名其妙成了笑谈！一言以蔽之，以淡化、抹杀传统名篇的高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为代价，这样的"求异""创新"是不是变了味？
    有人搬出"接受美学"为"新说"辩解，宣称读者有权对作品进行"再创造"。笔者认为，这样说话的同志不是引证失宜，就是强词夺理。"接受美学"从社会意识交往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创作和接受的关系，的确强调在阅读活动中"接受不是被动的消费"，而是读者凭自己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接受美学"告诉我们：这一原则的提出，不是美学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即一切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现象与现实生活实际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对应，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剩余空间，因此读者可以发挥自己的联想和想象，从作品中发掘出有别于作者创作初衷的某种意蕴，填补作者留下的空白，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作品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接受美学"只是为读者发现了新的解读领域，并没有赐给读者随心所欲评说作品的权利，读者进行所谓"再创造"的联想、想象活动，还是要以对作品的艺术形象的感受体验为基础，受作品范围的制约，而不能如同"新说"那样完全撇开作品的场面和情节"另起炉灶"。质言之，"接受美学"旨在提倡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作品的创造，而从来没有也从不企图改变阅读和阅读教学的基本性质和宏观目标。"新说"创造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孔雀东南飞》的"课文阅读教学"变成以《孔雀东南飞》为"供料"的"话题作文训练"，丢失了传统名篇的文学教育、审美教育、语言教育，造成教学规程混乱，助长一种浮躁、庸俗之风，应该说这与"接受美学"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四）

    毫无疑义，创新是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时代和历史的呼唤，实施素质教育创新应是灵魂。然而经验和教训又告诉我们：创新并非简单地否定旧有的一切，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和探索进取的精神，坚持艰苦积累的结果。在中小学阶段进行创新教育，其特定内涵，大致相当于原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关于"最近发展区"的阐述，即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建立创新观念、培养创新精神和相应的操作能力，让他们从自身实际出发，在教师的帮助下，能够主动的、逐渐地、不断地知其所未知、能其所未能、得其所未得，而不能以幻想代现实，任意拔高基础教育的目标，一提"创新"，就要"前无古人"、"填补一个领域的空白"。中学语文教学因其明确性与模糊性同在，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尤其要深思慎行。一方面，它的舞台比兄弟学科的更为广阔，可以演出多姿多彩的活剧；另一方面，"多歧亡羊"，假如将"相对创新"与"绝对创新"混为一谈，新招层出不穷却难脱尴尬处境，甚至将"创新活动"弄成对学科目标和教育本然的"异化"。上举焦母"新说"，是不是反映了那么一种用"真理"包裹着的错误倾向、隐含着某种近似"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畸变因子呢？时尚"新""异"，笔者虽然浅陋，也能略知风向，质疑"新说"，难免招来抱残守缺之讥，况有权威学者为"新说"喝彩在前，则一孔之见更难引起重视，引玉之忱未必能为同仁所鉴察。然而，理念和情感不容掩饰、扭曲，在喉骨鲠，不吐不快。哲人有言："世事我曾抗争，成败不必在我。"面对当前中语教学领域里的"新说"现象，笔者所能做的，恐怕只能如此而已了。

（2001年8月--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