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鱼头
我上野寨中学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常年生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中孩子多，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日子过的窘迫。
那时学生要从家中挑来全学期吃的米，交足伙食费，才能入伙，由总务主任将写着名字的竹片挂在特制的木板上，按班编入桌次，算是取得了吃饭的资格。总务主任姓严，名字忘了，高高的个子，微驼的背，大大的脑袋，黑黑的脸庞，亮亮的眼睛，我们都很怕他，有学生给他取了绰号，背地里呼他“严鱼头”。
因交不齐米、钱，我只能临时就餐，吃了上顿断了下餐，经常饿着肚子在教室里看书。班主任知道后，亲自到总务处为我求情，严主任通情达理，将我编入正式桌次，入伙就餐。欠得多了，他私下里对我说，总要挑点米来，也好搪塞一下其他同学啊！
一年春上，我挑来半篓子大麦米，权充大米。严主任用手搓了搓，皱了皱眉，把麦米过了秤。稻米掺着大麦米，既不好煮又不好吃，吃饭时有人埋怨，我低着头不敢吭声。有好事者到总务处质问是怎么回事，他笑了笑，也不争辩，两餐饭下来，“麦米风波”也平息了。
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晚饭吃的早，晚自习后肚子饿得咕咕叫。不知是哪位同学发现，厨房工友会将做菜的腌萝卜洗净放在篮子里沥水。于是我们都去拿，回到寝室里吃一口萝卜喝一口开水。尽管腌萝卜又酸又臭又咸，大家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后来，竟发展到一夜之间将萝卜偷得一个不剩。这一下可把严主任气坏了，要求在各班追查此事。班主任同情我们“贼不是好做，实在是肚子饿不过”，也没有兴师问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打那以后，总务处采取了防范措施，我们再也偷不到腌萝卜充饥了。有人为泄愤，还在总务处的门上用粉笔写上“把严鱼头宰了”。
中学毕业时，我还欠学校伙食团的米和伙食费，严主任从不催缴，也没有通知教务处扣发我的毕业证书。
邹事干
在野寨中学，夏季南瓜为“大荤”，秋冬萝卜白菜当道，全由学生自己种，劳动成了必修课，很有点勤工俭学的味道。
学校配备的负责生产劳动的干部姓邹，我们到农场劳动都由他分配活儿，大伙儿喊他邹干事。有时，农活干完了，本可收工回校，但邹干事看看天色，觉得还没有到下课时间（他没有手表），就又寻些活儿让我们干。有同学不耐烦，埋怨他找事干。日子一长，学生干脆叫他“邹事干”了。
收获季节，我们把南瓜萝卜白菜交给食堂，学校食堂用又高又大的水泥池子腌制萝卜白菜，码一层菜，撒一层盐，然后工友师傅用双脚踩紧。劳动课我们都自告奋勇到食堂帮师傅腌菜，打着赤脚踩在菜上，尽管双脚冻得通红，心里还是充满了新奇和快乐。
总务处定期将各班的蔬菜产量分门别类，贴在醒目处。这样一来，哪个班都不甘落后，总是想方设法把产量搞上去。天干了，放学后不用老师提醒，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用脸盆从学校对面的大河里端水洗菜。入学第一学期，我担任生产组长，因本组蔬菜产量夺冠，班上还将我的事迹整理出来，登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让我很是风光了一阵子哩！
食堂养了十几头大肥猪，猪粪成了抢手的肥料。我的一位同乡学习成绩不错，可入团申请老是通不过，原因就是他劳动时有些怕累怕脏。经我提醒后，他总是抢着去挑猪粪，毕业前支部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团申请书。
看看大伙的劳动劲头，邹干事不乏幽默地说，看来我这个“邹事干”，真的无事可干了。
杏为媒
初二那年欣逢建国25周年，举国同庆，学校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以“跑到北京去”为口号，发动学生长跑；组织文娱汇演，增加集体荣誉感……一时间，大伙热情高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们班主任徐熙老师多才多艺，每项工作都不甘落后。为了来个“一鸣惊人”，给大家一个惊喜，我班排演的《天仙配》他亲自担任导演，在校外或周末或深夜悄悄地排演，表面上不动声色，实则紧锣密鼓。
那时野中校园全是参天的杏树，杏子熟了，风一吹，遍地都是黄黄的杏子。徐老师让我们将杏子送到县黄梅戏剧团，与他的朋友搭上了关系，从县剧团借来服装，请来老师化妆。演出那天，我班一出场，艳丽的戏装，七仙女“飘飘荡荡下凡来”，表演可真叫绝了，大礼堂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掌声雷鸣。
有人纳闷：班上只有6个女生，怎么冒出了七仙女呢？原来，徐老师见汪敏生同学瓜子脸、大眼睛，很适合装扮女性，就让他扮演三姐。“班花“张银鸾同学的父亲是县剧团的一位老艺人，她从小就有表演天赋，加上扮相俊俏，唱腔优美，七仙女非她莫属，由她担纲，自然为节目增色不少。
晚会结束了，人们还在兴奋地谈论、夸赞我班节目的精彩，我们和徐老师一样，心里都乐滋滋的，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幕后这“杏为媒“的故事呢！
转眼大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往事依稀，想来还是那么亲切。
（黄骏骑，65届校友，原潜山县委副书记。本文摘自《中国劳动保障报》2011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