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我想写好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安庆师范学院教授乌以风先生与一所农村普通中学血肉相联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乌以风先生爱天柱山，修天柱山，写天柱山，一部32万字的专著《天柱山志》凝聚着先生几十年的心血汗水，但人们也许还不太了解，他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又是一位呕心沥血的教育家。他在天柱山下一所中学校园里洒下的汗水、留下的风范，令人感慨，令人景仰！
（一）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国共第二次合作。转战江浙、防守大别山地区的陆军第48军176师，从1938年到1942年，曾先后多次同日寇浴血作战，歼灭敌人数千，自己也牺牲了大量官兵。为了表彰阵亡将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176师师部和安徽安庆专区及湖北黄、蕲、英、广等13县在安徽潜山县天柱山南麓的野人寨修建陆军第176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1943年，陵墓落成。公墓筹委会又议定在墓园内建一所中等学校，以适应护陵需要和“培植烈士遗族及地方优秀青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谁能孚此众望、肩此重任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并把它变为现实呢？这时，生于1902年、祖籍山东聊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乌以风先生恰从四川归来，隐居在天柱山中马祖庵后的天柱山房，乌先生曾先后担任宣城中学和安庆一中两所省立中学的校长及一代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所创复性书院的典学和重庆大学副教授等职，名满江淮，大家公认他是主持建校办学的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播撒文化的种子，为了造福天柱山地方父老兄弟及其后代子孙，先生扼腕啸歌，不计名位高低，毅然接受了邀请，挥手告别天柱山房，下得山来，应聘为校务主任，开始了艰难的新的行程。
（二）
这是一所从零开始的学校。经建校发起人会议决议，取“景仰忠烈”之义，校名定为“安徽省私立景忠初级中学”，校董会由15人组成，安庆专区督查专员范苑声被推举为董事长兼校长；他因政务繁忙，委托校务主任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并“便宜从事”，草创重任实际全部落在乌先生身上。1943年9月10日，学校正式开学，招初一两个班和初二一个班，入校新生共165人，大部分是潜山籍，也有来自桐城、怀宁、太湖、岳西等县的；教职员工20多人，全由校长聘请，潜山人居多，也有桐、怀等县人士。乌先生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学校经费严重不足。一年来，军方和地方募集的经费仅够用于学校开门事项，开学以后的各项开支全需自给。校董会成员分散在四面八方，有人有威望而无经济实力，有人长于言论而短于躬行，即使能将校董们集中起来开会研究，也不能指望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这一大难题。据乌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乌先生心里虽很着急，态度却毫不消极。救援无望之后，他说：“天上不会给我们落下金元宝。我们不能等，越等困难越大。好在我有‘便宜从事’的令牌，我们按照我们的实际干我们的！”
他开源。对陵墓筹建委员会移交的田地、山场、林木、房屋等财产进行清理登记，能由学校经营的就由学校经营，学校不能经营的就签约出租按一定标准分成或取租，让每一份产业都对办学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他节流。从校舍的兴建到教具的添置，无不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精打细算，分清轻重缓急，既不浪费一个铜板，又不积压一分资金。夏秋果熟，枝头累累，除统收时节师生员工各得一份同尝甘美同庆丰收之外，不许任何人私自摘取，连落下的一枚一枚的桃杏梨栗也要拾交库房，为出售的那一部分增添斤两。
他慎独垂范。景忠是私立中学，掌管人事、财经大权的人在校内而不在校外。学校开办一学年后乌先生又由校务主任升任校长。乌先生持身严谨、自重自律。他和教职工一起吃大伙，八人围一桌：早餐粥菜，常年是每人约一小勺半煨半炒的无油的黄豆，他常常私费招待公客，从不假公济私沾伙食团一星半点。有个学期，除年时月节集体加餐以外，伙食团还结存了一些油盐柴米。事务长考虑乌先生肠胃不好，暗里给乌先生送来十几斤菜油；乌先生断然拒绝，严肃地批评了事务长，责令事务长公布账目，一笔一笔向全校师生员工交代清楚，并且总结教训，改进了膳委会的日常工作。
本来，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景忠中学学生缴费标准高出公办学校不少，教职工的工资待遇低于公办学校许多，师生员工一时不无烦言；是乌先生的廉洁奉公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促使大家把对开源、节流的认识同爱校兴学的感情统一起来，并且变成了自觉的行动，从而保证了教学秩序的正常和教学质量的良好。
（三）
好事多磨。1944年10月，景忠中学师生员工刚刚欢度过周年校庆，10月间，安徽省教育厅一纸文下，以景忠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为由不予立案，不承认学生学籍，勒令立即停办。晴天霹雳，阴云骤涌。全校师生员工及社会上的知情者、同情者无不为景忠前途黯淡而焦虑不安。作为一校之长的乌以风先生旗帜鲜明地对省厅通知表示反对，并决定亲自到立煌（抗战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即今金寨县）与当局论辩。12月间，乌先生到达目的地，适逢教育厅厅长万昌言和主任秘书胡苏明同时去职，继任厅长汪少伦正在寻觅理想的助手。乌先生与汪少伦彼此熟悉。二人见面寒暄以后，乌先生即单刀直入提出质疑：
“兴办私立中学乃遵从国府发展国民教育的训令。景忠宗旨明确，体制健全，教学条件具备，业经县政府与行署核准，且有专文呈报省厅，省厅未能及时批复，责任不在景忠，为什么给景忠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乌先生正要让“为什么”连珠而出，汪少伦赶紧岔开话题：
“好说，好说。以风兄，好说。小弟初来乍到，诸事纷繁，景忠立案，容稍缓时日。以风兄学识超拔，干练多谋，治教久负盛名，理应脱离小天地驰骋大世界。私意请以风兄接任主任秘书一职，与小弟共治安徽教政。以风兄一贯敬业笃友，小弟所请，当不推却吧？”
按当时教育厅无副厅长，主任秘书为厅里第二号人物，主持日常工作，并可代,行厅长职权。乌先生见时机可以利用，便安排景忠校务由教务主任章石生代理，自己留任立煌。1945年5月，汪少伦因开会去重庆，景忠立即再次呈请立案，乌先生大笔一挥代行批准；6月，乌先生以探亲为由请假回到潜山，随即电告辞职，虽有潜山县县长漆某受汪少伦委托再三登门劝驾，但乌先生不改初衷，坚决拒绝了汪少伦的执意挽留。
就这样，私立景忠中学在官册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社会上立定了脚跟；乌先生的睿智和高风也因此广泛地受到赞誉，无论是校内的师生员工还是校外的乡亲父老，无不为景忠有此优秀领导而额手称庆，这一年，程氏祠堂主动捐学田一百多亩，十多位有学科专长和相当教学能力的知名教师来景忠应聘，景忠顺应形势增招高中班跃为完全中学。至1946年秋，在校生400多人，仪器标本虽然还很缺乏，但藏书已达二万多册，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古今中外名著和不可多得的善本。
(四)
在致力办学的同时，乌以风先生对天柱山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研究、宣传和开发。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群情振奋，到天柱山来游览观光的络绎不绝，学校的景忠厅成了接待游客的小型宾馆。但好景不常。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后，解放军、游击队同青年军、自卫队在野人寨一带“拉锯”，炮雷弹雨常常迫使教学中断。1947年秋天，潜山县城第一次解放，景忠有少数学生参加革命（广西煤炭厅总工程师鲁令杰同志即其中之一），大部分师生则因“还乡队”和土匪的袭扰而不能安心执教和读书。受潜山县中、潜山农职、潜山师范和东南中学相继东迁安庆的影响，景忠也于1948年元月将全部教具、图书由水路运到安庆大南门江西会馆赁屋而课。乌先生心系两地，1948年这一年曾先后三次回到野人寨察看校舍校产，勉励留守人员尽职尽责。若干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乌先生说：“其中滋味，非过来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1949年元旦，蒋介石下野.，战争形势进一步明朗。安庆专区所属各县相继解放，安庆城形同孤岛。在围城的一百多个日子里，城内米珠薪桂，景忠数百口人日食维艰，尽管流弹伤人的消息时有传闻，乌先生还是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四出奔走借贷。为此师生多次劝阻，乌先生十分平静地说：“景忠是个家，我是这个家的家主，我不出去，该谁出去呢。”其间，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曾几次打开南门，命令群众疏散，胁迫学校渡江。本着对学校对师生员工和对广大人民负责的精神，乌先生走访了在城部分中学的负责人，暗中与民主人士房秩五、沈子修几位先生取得联系，商定坚持正常上课，以便保全学校，稳定人心。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由潜山东迁安庆，条件远比景忠优越的潜中、潜职、潜师、东南等校已先后被拖垮，师生员工和校教具流走、散失净尽，只有景忠中学由于乌先生的苦苦撑持，在安庆迎来了解放，并于同年五月完好无损地迁回了潜山，乌先生立下的“保证不失一人一物，一切要向潜山等县人民有所交代”的誓言，百分之百兑现。
（五）
景忠迁回潜山以后，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景忠中学和汪氏光华中学合并为景华中学，以县城后东街的徐家祠堂为校址，景忠教职工原班不动，吸收光华中学少数教职员到校任职，乌以风为校长。县长李微不仅明确要求“学校只许办好，不许办坏”，而且指派政府人员协助乌先生解决政治课教材教学及学租收集等具体问题。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教师每期仅能领取津贴大米二百多斤，大米不足就折合成手工产品如竹席、土布来支付；学生更为清苦，有的连口粮也交不出。但师生员工精神饱满，教学、生产朝气蓬勃，课余时间师生一起学习唱歌跳舞，有文娱才能的教师和学生特别受人艳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师生化妆上街扭秧歌，给欢乐的人流添上绚丽的浪花，有次荣誉军人经过梅城，景华举行茶话会，拿出桔子、花生和歌舞节目招待最可爱的人；元旦献演一个专场，节目丰富多彩，更轰动一时。
这一年乌先生48岁，春秋鼎盛，沐浴着党的阳光，只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唯一使他感到放不开的是现在的校址。因为徐家祠堂的格局毕竟是为宗族活动而设计的，不仅屋宇狭窄、光线不足，而且没有广场和结构形式多样的房间，不能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在办学育人方面，远不如占地180亩、花木泉石俱佳的景忠校园理想。县委、县政府领导采纳了乌先生的意见，让景华中学于1950年元月迁来野人寨。仅及一年，学校恢复了旧有的最大规模，并购进大量新的图书，教学设备和教学质量在当时的安庆地区各县中学均属中上等。这里教学研究风气很浓；学生学的主动，德智体劳诸方面都得到较为理想的发展。据当年学生回忆，乌先生擅长诗、书、画。热心诗、书、画教育。他常常办艺术讲座，当众演示，修改学生习作，指点门径。假日得闲，他将学生带入天柱山中引导他们观察不同的景点，要求他们把握独特之处赋诗作画，借此培养他们师法自然、描绘自然的心志和技艺。
理解可以使人的心意相通，而误解则往往酿成不幸，乌先生办学本为造福天柱山地区父老兄弟及其子孙后代，可是野人寨当地某些农民以为原景忠校产是乌先生私有，乌先生所采取的封山、看禁、护校等措施都是“欺压贫下中农”，因而在土改时发生了抢占校舍、批斗乌先生的过火行动；县政府虽有调乌先生至文教科的保护性措施，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乌先生还是不得不在1951年5月去职离潜。如果说此后的五年，乌先生任教于安庆师范学院，还能以通信的方式与副校长黄绪潜先生切磋施教育人的科学，那么，1957年的错划和1958年的错判，则是完全切断了乌先生同自己倾注心血甚至托付生命的一校一山的联系。不实不切之词固然使先生深感困惑，而尤其令先生痛心的却是这种阻隔中的岁月悠悠和悠悠岁月中的阻隔……
新历犹存旧节风，登高早罢与民同。
花香自闹楼墙外，世味深尝缧绁中。
佳日开怀心渺渺，名山回首路重重。
星移物换寻常事，只恨陶罍酒已空。
（《九日感赋》《岳云山馆诗稿》中编）
（六）
一别13年！
1969年11月下旬，乌先生刑满遣返，检点旧筑，发现自己珍藏的书籍、文物被红卫兵一扫而空。《天柱山志》第一部的原始材料却基本保留下来，不禁庆幸连声叫“好”；遗憾的是有关景忠、景华的资料未见片言只语。第二天清晨，他背着篓筐西行进入校园，眼前有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师生宿舍。建筑物比以前增多了，看得出学校曾经有较大的发展，但仔细一看，门窗上难得找到几块完好的玻璃。桌子、椅子、架子等缺面少腿零乱的堆放着，粪便、烟头、破瓶、碎纸到处都是。墙上的语录、标语鲜明完整的、暗淡剥落的横竖杂陈，残存的大字报披垂着随风飘摇…这一切本在意料之中，但又好像是在意料之外，乌先生抚今思昔，止不住眼热鼻酸，老泪纵横……
“多好的学校啊，为什么竟成这样子呢？”每次面对校园破败脏乱的景象，乌先生总是心疼不已；尽管是心疼不已，他还是禁不住时常来到校园里到处走到处看，他认为人们破坏、造恶是习染太深，而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美丽的，是可以复旧的，他忘了自己的处境，只有“责任”。“责任”在心中鼓动，为了每斤卖价1分钱而砸下门窗上的玻璃，为了每斤卖价1角钱而入室盗窃图书资料，为了每斤卖价1元钱而撸锁折环，遇上这些一般人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乌先生总是毫不犹豫地上前劝阻，虽然他知道自己可能遭到抢白甚至羞辱。有一天，他在去学校的路上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扛着一扇赭红大窗子，“好熟悉啊！”他明知这是从学校偷来的，但没有当场抓住不认账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拿出老伴让他买烟抽的二元钱（大约是一个男劳力五天或六天的工分钱，能买中低档“玉猫牌”香烟一条半）。买下了这扇窗子，然后请个小孩帮忙把它抬回储藏室。
1970年3月，学校挂出了“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的衔牌，高初中同时接受由公社推荐的新生，俨然复课办学了。但此后6年，事事“以大批判开路”，处处“同十七年决裂”。学校领导与教师更换频繁，学生“学工农”出出进进，即使有专志教育、渴求知识的领导、教师和学生，也无法稍稍改变总体形势于万一，何况乌先生头上还压着一顶沉重的“帽子”呢！果然，乌先生进出校园，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他们煞有介事地分析乌先生的“不同寻常的行动”，得出“意在破坏”的结论，扬言“提高警惕”，“必要时采取必要的行动”。
真理被锁住了喉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个人毁其得失，他从不萦怀；著名旅法女画家张玉良送给他的两幅油彩风景画是他留给学校的赠品，如今不翼而飞，他也不怎样特别惋惜；此时，使他无限感慨而又不能明言的，只是他往日苦苦撑持、多年惨淡经营、但是充满生机的学校，失去了作为学校的最本质最关键的东西。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面对现实，他不得不低徊，慨叹：
每登岳麓倚高柯 ，世态都从眼底过。
万紫千红留不住，看来总是绿阴多。
小苑春深翠色浓，两株红杏伴孤松。
黄鹂好语常千啭，不解心云愁万重。
（岳云山馆诗稿《辛亥暮春小园漫步》《小园漫步再赋》）
（七）
在“日月晦明费众猜”的时局下，乌先生坚信：“赖有神州英俊在，任它风雨自天来”，很快“四人帮”被粉碎。乌先生生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乌先生回到原单位安庆师范学院主持心理学教研室工作，被选为安庆市人大代表，并担任政协安徽省第四、第五两届委员会委员。他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重写《天柱山志》，同时抽出时间来潜山野寨中学调查研究，和学校领导及教师们座谈、商榷、研讨如何解决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他及时给野寨中学传播教改信息，并通过介绍实习生、引导观摩教学等方式，让地处偏僻山乡的野寨中学经常保持同外界社会和现实世界的联系。乌先生对中国古代人文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师事一代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近30年，深得马学真谛，主张“本末兼赅，体用并举”。联系教育实际，表现在言行上，他特别关注野寨中学的校风建设，多次从行政管理、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他认为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的一环，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爱祖国、为人民的情愫，没有美的行为和好的习惯，无论他身体如何强健，知识如何丰富，智能如何高超，都是不能真正称做“新人”的，1984年秋天，乌先生已是84岁高龄，他不顾劝阻，用了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向野寨中学全校900多名学生介绍了关于天柱山雄奇灵秀的风光，旁及五岳和黄、庐、峨眉、武当、武夷、雁荡诸山，使学生受到一次生动形象的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献身人类壮丽事业和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壮志豪情。
（八）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984年的一天，皖北农学院党委书记即解放初任潜山县县长的李微同志来潜山野寨中学参观，盛赞乌先生为学校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特别强调指出：“就规模和设备而言，景忠、景华当然不能同已经成为安庆地区重点中学的野寨中学相比，但那是宏伟建筑的基石，那里不仅有着野寨中学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而且有着学校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这事科学的比较，这是精当的概括。乌先生“办学”的名声虽然曾被他自己“开山”的名声所掩盖，但两方面的事迹毕竟同时存在、同样存在。安徽著名作家江流先生说得好：乌以风先生是以“天柱精神”来研究、开发天柱山的，“天柱精神”就是“乌以风精神”。那么，乌先生从他手创景忠中学以来，为了学校的存在和发展，为了培育高质量的人才，那痴迷，那执着，那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那忘我忘劳、无私无畏，难道不是“天柱精神”的另一形式的表现吗？开山兴皖，兴教育人，是乌先生的两大心愿，是他生命之诗的姊妹篇，而且都不同凡响。1988年5月11日，中顾委常委黄镇同志在视察安庆时，驱车百公里，专程登门看望慕名而未谋面的乌以风先生，并合影留念。
（九）
“人生易老天难老，风月无情我有情。”乌先生自己撰写挂在书房里的这副对联，无疑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他时时关心天柱山，又密切关注着潜山野寨中学。他期待着新的研究、新的开发、新的突破、新的发展。1982年，天柱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的44个名胜风景区之一，冷落千年的名山定能逐渐兴盛，乌先生对此可以无虑了；相比之下，办学的随意性较大，他对潜山野寨中学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释怀，拨乱反正以后，野寨中学教学质量曾在县、市内外引人瞩目，为人称道；近些年，他发现校长更换频繁，骨干教师外流，管教学的行政领导教育科研意识淡薄，教学质量有下降的趋势，常为此夜不能寐。他在校园漫步中有意与一些师生员工谈心，了解到一些第一手材料，打算整理成篇。向县、市有关领导就野中未来发展陈述自己意见，特别强调一校之长必须得人：不仅政治素质要好，同时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也要好，要有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和驾驭学校全局的实际工作能力，乌先生曾评今日之野中为“天柱钟秀”，并亲题“岳麓清华”四个米方隶体大字于园西石壁，毫无疑义，这是褒奖、鼓励，又是期望、鞭策。乌先生多么希望亲眼看到潜山野寨中学能够进一步健康发展，无愧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啊！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1988年入冬以后，乌先生渐感气力不支，接着即卧床不起，在乌先生生病期间，安庆师院及潜山县党政领导多次前来探视问候，关照医护人员根据需要不惜代价全力疗治。1989年2月26日13时15分，89岁高龄的乌以风先生终因医治无效在他的寓所——天柱山南麓的谷口草堂病逝。噩耗传向四方，从省、市首府到乡、村集镇，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有关学术团体，从高等院校到中小学、幼儿园，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个人名义，唁电、唁函、挽联、挽幛、花圈、花篮，一批又一批地传过来，送过来，灵堂里摆满、挂满了，安放到大门外的平地。前来瞻仰遗容的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男女老少，数以千计；遗体火化那天，尽管天气阴冷，仍是万人空巷，送葬的人流绵延几华里，迎驾的香案一处又一处。野寨中学师生员工胸别白花，臂缠黑纱，肃立在校门前公路两旁静候灵轿通过。给这位敬爱的老校长、老教授、老爷爷、太爷爷送行。就这样，在哀乐声中，在烈火光里，乌先生从躯体到灵魂，安息在天柱山的怀抱。
（十）
“人固有一死。”只是结果不同，有人死了，生命即宣告结束；有人死了，生命却以新的形式延伸。乌先生显然是属于后一类人，他半身坎坷，岁月多磨，但现存遗著仍斐然可观，成篇成集的诗文总计不下300万字。除畅销海内外、可与名山共存的《天柱山志》以外，还有多部堪称力作。《北楼诗抄》（藏省立图书馆）、《岳云山馆诗稿》共收以近体为主的五七言诗近千首，意趣卓拔，诗艺精纯，在流传中享有盛誉。由当代画圣刘海粟题写书名的45万字三卷本《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构筑宏伟，考辨翔实，部分章节在安庆师院学报刊出后即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性习论》为先生毕生读书治学心得结晶，共100篇，约100万字，贯通中西哲学，涉及三教九流及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和流派，既涵汇汪茫、又统摄鲜明、博与约辩证统一，具有学术研究和作者研究的多重价值。《问学私记》（曾经马一浮先生亲自圈批修订）、《马湛翁诗词辑》、《马一浮先生学赞》等以其“亲炙心传”的特点，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库《马一浮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宝贵资料，对宏大丰富的马学体系的形成和传播无疑具有关键上的重要意义。仅此数端，圈内人士断言，在有关文化史上，“乌以风”三字将永远立得起、站得稳！
孟德斯鸠说：“死者之光荣不在于受时人之赞美，而在于为后人效法。”乌先生的光荣不正是这样吗？每年九月新学年伊始，潜山野寨中学给数百名新生上的第一课是进行校史教育，乌先生在学校创建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业绩都是保留的重点教材，都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经久不衰的反响，除冰封雪冻的日子以外，一年四季到天柱山观光的游客更是数以十万、百万，绕行到山腰茶庄乌先生墓前凭吊的人保守估计也有1∕10左右，他们给乌先生献上的是花束、心香，而从乌先生那里带走的则是人生之旅必不可少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九年来的上述事实足以为证：乌以风先生已经超越时空，不是有围墙的某中学和某大学之师，一时之师，而是无围墙的社会大学和人生大学之师，永久之师。
巍巍天柱，悠悠师魂。天柱永在，师魂永存！ （1998年4月定稿）
（本文作者汪南松，系我校语文特级教师，原安庆市政协常委。本文原载《安庆师院报》1998年7月10日，并配发编者按。附编者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风雨百年中，母校英才迭出，桃李满天下，芳华遍九州，值此百年盛典之际，本报特隆重推出“校史人物”专栏，对母校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师长、学长加以介绍，以启迪后来者。欢迎广大校友、师生员工积极撰稿。本期校史任务我们重点向大家推介乌以风先生。乌以风先生别号一峰老人、天柱老人、忘筌居士，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天柱山开发研究，曾先后三度在母校任教；国立安大时任心理学教授，安庆师范学校时任教师，安庆师范学院任心理学教授。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学、史学、文学、佛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学识渊博、造诣殊深，著述颇丰：《天柱山志》填补了山志中的空白，《李卓吾著述考》、《马一浮先生学赞》、《马湛翁诗词辑》、《岳云山诗稿》、《性习论》等见识卓特，另著有《北楼诗抄》、《天柱老人书信集》等，同时先生还长于书法、绘画、古董鉴赏，具有多方面艺术修养。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先生育人生涯中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故事。）
